2014-7-9 17:22:46《经济》
作者 本刊记者 刘 夷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自此，“家庭农场”被迅速推广。家庭农场能否成为保障粮食安全与实施农村改革的有效尝试？一年已过，家庭农场发展如何？发展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未来有什么新的发展趋势？《经济》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奔赴河北、湖北等地的家庭农场进行采访调研，寻找答案。

家庭农场绽放吸引力

农业部2013年3月对全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的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农场发展较为乐观，截至2012年底，全国30个省、区、市共有符合调查条件的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家庭农场以种养业为主，生产经营规模较大，平均经营规模达到200.2亩，是全国承包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7.5亩的近27倍。2012年全国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为1620亿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为18.47万元。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以后，全国各地开始加紧制度建设，为家庭农场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构建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要吸引人才以及青年劳动力返乡。”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告诉记者。

人才需求旺

家庭农场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为主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有些不以为然。“实际上，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一直以来就是以雇工为主要劳动力来源。”
华中师范大学生物学院教授刘胜祥的家人在湖北咸宁也曾经有一个农场，为搞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生产，雇佣了几位农业专业大学生进行管理与日常劳作。“开始他们都很有热情，但最后都走了，觉得在农场干，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没意思。”
据县农财办介绍，家庭农场主多为对政策有向往、有干劲的普通农民。虽有热情，但对农业专业知识仍然欠缺。目前家庭农场需要有专业知识及技能的人才，但很多从农村考出去的大学生都不愿意回来，村里对农民的培训又没有跟上。河北省正定县农财办负责人告诉记者：“对家庭农场的技术指导，我们已经在规划中，今年后半年应该就可以实施了。计划在农闲时对农户进行培训。”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现代农业研究室主任蒋和平认为，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农学知识几乎全靠自身学习，或者本身就有农学专业背景，地方对于经营者的农技知识培训项目更是缺乏。未来，怎么吸引农业人才返乡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关键。

吸引力正在绽放

2013年，河北省委一号文件要求优先安排适宜家庭农场申报的农业项目，落实用地、人才引进等优惠政策。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允许家庭农场按规定建设生产管理用房。允许家庭农场以大型农用机械、农业设施等抵押贷款，支持农业担保机构优先为家庭农场提供贷款担保。
政策出台，农民看到了希望，家庭农场的吸引力也不断攀升。
石家庄市正定县农财办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家庭农场建设起来之后，我们能看到许多好处：连成片的土地，原先用来做分界线的垄沟现在成为可以耕作的土地了；喷灌技术取代了大水漫灌，大型农机具的使用效率也更高。一定程度上，这种大规模的生产为农户提高了生产效率。目前县里已经有15个家庭农场去工商部门进行了正式注册。”
2004年西南农业大学毕业的王永波回到石家庄正定县的家乡。种蔬菜时，亲戚朋友无不唏嘘：“这可是大学生，在外找什么工作不好，要回家种田？”现在他在当前流转到的200多亩土地上甩开膀子大干，除了种植蔬菜，还办起草莓采摘园，在正定县城也建立起了自家蔬菜的直销点，去年销售额达到50万左右。
湖北是家庭农场起步较早、发展较好的省份，武汉、宜昌和襄阳等地已开始实施系列扶持政策，农场主将优先享受各类惠农补贴、资源。据悉，2013年全湖北省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98.2亿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劳动力年均收入49498元，是全省农民人均收入的4.7倍。
大学生返乡办家庭农场不是个案。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曾经是湖北省水产技术推广中心总工程师、还当过中学教师的徐向阳最终也选择回归农田，凭兴趣自己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开了一个家庭农场。
1991年，徐向阳一家在武汉市新洲区建了一个60多亩的观赏鱼养殖基地。1996年，他开始越过出口公司，直接与国外批发商联系出口睡莲与观赏鱼。2000年，徐向阳已经成为荷兰4家著名水生植物批发商的稳定供货商，年盈利在100万元以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元红告诉记者一个现象：“现在上海松江郊区的家庭农场办得很红火，但农场主却都在发愁。因为农场办得好，农民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城镇居民，返乡务农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家庭农场的土地出现了逐年减少的趋势。”
据悉，随着国家对粮食安全、农业安全越来越重视，建立家庭农场也已经成为大学毕业生创业的选择之一，安徽农业大学毕业生蔡怀连就是其中一个。
蔡怀连接到记者电话时正从河南省南阳市考察完土地流转情况。蔡怀连本想回家乡安徽蒙城小涧镇蔡曹宋村找块地开办家庭农场，但没想到家里的地价已经超过了他原先600至700元每亩一年的预期，而且村里农民大多还在务农，能够流转来的土地也无法连成片。后来他就萌生了去种粮大省河南看一看的想法。蔡怀连告诉记者，这次考察成果颇丰，他计划在南阳租下1000亩土地，先种小麦和玉米，发展成熟之后再建立蔬菜基地。
电话里，蔡怀连显得很自信，随着他的描述，记者脑海中已经呈现出一片家庭农场的美丽景象

新旧鸿沟难以跨越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在茁壮成长的同时也必然遭遇挫折。一些老问题一直没解决，新问题又十分棘手，农场主犯了难。
历史遗留问题——农业保险
华中师范大学生物学院教授刘胜祥的家人曾在湖北咸宁办家庭农场，但终因收成不好也招不到人，亏损了一年之后，又打道回府了。刘胜祥告诉记者，他从未听说过种地也能买保险：“找谁买保险？不可能的事。种地的事，天气不好就收成不好，市场行情不好作物也没销路，这让人家怎么给我承保？”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现代农业研究室主任蒋和平告诉记者：“农业生产相对复杂，农民比较辛苦。遇到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农民一年到头血本无归的情况并不少见。问题是，目前我国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保险产品没有发展起来。”
但实际上，完善农业保险体系、为农民服务是国家一直在提的事情。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刚成立的中国人保就将农业保险提上了议事日程，那时的农业保险是以政治任务的形式推进的。后来农村合作化进程完成，人民公社承担起防范农业风险的责任。自此，1958年国内保险业务停办，这一停就是20多年。
1982年，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保险工作如何为8亿农民服务，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课题。”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农业保险,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完善农业保险体系。”问题是，号召有了，但对于农业保险的工作一直存在政府职责缺位、缺乏有效监管的问题。
2007年，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生的王永波召集乡里22个农户成立了正定县鑫农粮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谁知道，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就迎来了恶劣天气，小麦质量不过关，2000多亩的收成都白费了。第二年，经济危机导致农产品市场不景气，合作社再度亏本。探索规模化生产道路的梦想不灭，王永波又承包了500亩土地种蔬菜。没想到那年冬天南方发生雪灾，他在湖南培育的大葱苗全军覆没，其他作物也是行情低迷，让他亏损了三四十万元。王永波退掉土地，回到本村又承包了30亩地搞蔬菜种植，竟然又遇了大雪天气，严重影响白菜收成。屋漏偏逢连夜雨，之后他四处筹钱建起的蔬菜大棚又被大风刮平。“连年亏本让我苦不堪言，如果有农业保险的话，我可能少亏些，‘东山再起’也容易些。”王永波告诉记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元红认为：“农业保险是大家很少能想到的问题，也恰恰是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在就我了解的情况来说，关于农业的保险还是有的，覆盖面也还不错，但问题是，赔偿额度非常小，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金融创新雷声大、雨点小

目前，农村金融投入也不是很理想。
蒋和平认为，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较为显著的不同点，就是对资金投入需求加大，“但中国农村整体在金融方面跟不上趋势，商业银行始终表现得太保守。”
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正定召开座谈会时，王永波除了向习主席报告了收入状况，也对习主席直言了3点建议：“一是农村要有人回来种地；二是农业经营要有新型组织化程度；三是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王永波告诉记者，这第三点一直是他很着急的事。
尽管今年3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切实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王永波仍表示“并未感受到优惠”。
他说，2009年至2010年，他走进县城一些银行问贷款的事，得到的答复无外乎是“你拿什么还？”心里也清楚因为土地不能用作抵押，银行不可能冒险，王永波还是赌气地跟家人说：“这辈子不再跟他们打交道！”
但因资金紧缺，这两年，他又不得不去求银行贷款。这次他没抱太大期望，没想到银行工作人员听到了他最近的发展情况之后，认为他具备了还贷能力，竟同意在一定条件下贷款给他15万元，这数额足以解燃眉之急。王永波松了口气，但银行提出的“条件”又让他为难了——找一家担保机构。而银行如果收1%的利息，担保机构就要再收0.5%的利息。“我是农民，又不是生意人。但为了生存，不贷又能怎样呢？”
正定县农财办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很清楚现在农户贷款有多难，也一直在想办法。我们曾有过建立‘土地储备基金’为农户贷款做担保的想法，但终因各方面困难不能付诸实际。我们有这个心，没这个实力。”
据悉，我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进行农民承包经营权证抵押贷款的试点。农财办负责人透露：“这方面工作的基础是土地确权，但土地确权工作由于常年累积的问题也只能缓慢推进。”
蒋和平提出，在农业贷款期限上银行也应该更加灵活。“现在普遍贷款期限是一年，这对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农户来说没有问题，但对种植花卉苗木等盈利周期长的经济作物的农民来说，就太勉强了。贷到款之后，如果能够调整周期，对家庭农场来说也会是个好消息。”
民间集资更是讳莫如深。对于集资方式，王永波心里早有一些打算：“银行贷款难，我们可以自己想一些办法，比如搞一些互助合作、入股分红等。但现在，国家管得太严。”
这种“严”，在王永波看来有些矫枉过正了，“非法集资是该管，但现在一棒子打死，想认真做民间集资的人也只能闭嘴了。”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告诉记者：“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已经提了很多年了。国家也在努力解决，很多地方也已展开农村金融创新。”接到记者电话时，孔祥智正在江西崇义县调研，当地政府与银行之间进行了沟通，调动起银行积极性，专门为林业经营主体贷款提供绿色通道，只要流转到了一定规模的土地，就能经简化过的流程申请贷款，成功率也较高。
这些年，央行与国有银行针对农业扶持出台的指导意见并不少，但蒋和平认为这些都只是“喊一喊”，具体政策非常少，能落实的更少。另外，政府对于农业的重视程度始终没有提上来。
张元红则倾向于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让与家庭农场有业务来往的龙头企业组织成立担保机构，他们掌握了农场的现金流、原料、产品、流通等各方面信息，担保更高效。”

补贴不少，缺乏规范

正定县里现有的家庭农场最少的流转到了100亩地，最多的流转到了260亩地，这些农场大多已经开始申请政策补贴，但受到补贴的力度不一。从成立合作社开始，王永波就接受过县里的政策补贴：“我那时建沼气池，是自己准备的水泥石材，县政府那边派人来免费给我建；另外现在一般的政策是一个蔬菜大棚补贴2000元，但成本将近20000元。”
因为出口创汇表现优异，也因为实践了高科技种植技术，武汉市东西湖区种植睡莲的农场主徐向阳被评为“全国科技示范户”。2013年当地政府对他起到的示范带头作用给予高度肯定，给徐向阳发放了一笔每年5万元、连续3年发放的补贴，还有一笔大型农机具的补贴。
其实申请补贴不是那么容易的，王永波在申请补贴方面也遭受过打击。他今年申请建立大型储存冷库，好让蔬菜在价格最优时期上市，增加盈利。没想到，因为建设冷库用地属于“建设用地”，审批非常艰难。“补贴项目的申请非常严格，要求的条款很多，申报材料也必须非常规范，包括土地手续在内的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才能申报。土地手续办好已经3个月过去了，建设冷库的补贴申请期限也过了。现在尴尬的是，有了地，我却没钱建冷库。但更无奈的是，这块地的租金我同样要付着。”
作为“名人”同时也是村干部的王永波尚且如此，普通农户该是怎样的情况？
正定县东邢家庄普通家庭农场主张金山告诉记者，村里今年做过关于家庭农场的宣传，他对于扶持政策也有一定的了解了，但是，“政府对大型农机具的补贴太少了，即使有了补贴我们还是买不起。”
记者向正定县农财办负责人询问补贴政策的具体内容、规则，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省里发到县里的家庭农场补贴资金有限，每年的补贴项目也都不一样。我们也并没有收到一个明确的规则说明。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调查，尽量满足需求。如果说补贴发放是按照土地流转面积来安排，我们还有一定依据，但现在是按农场自己申请的项目来算，在补贴发放对象、数额上我们确实也不好掌控。”
张金山还告诉记者，“没有关系的农民就算有钱买大型农业机具，也不一定能得到补贴。”
对于这个问题，孔祥智说，“提到人为因素，自古以来就无法避免，有关系的就算是不符合条件也能拿到补贴，这样的现象并不是没有。政府应该对补贴进行公开，杜绝徇私舞弊行为。”
 “家庭农场发展，就像是个孩子在学走路。你在旁边扶一把、告诉他怎么迈步，他学会了你自然可以放手。现在若不扶着他，他一直摔跤，也许就再也不愿站起来了。”

暗藏的土地危机

“家庭农场”这个名字虽然很年轻，但实际上从种田大户开始它就已经起步了。未来家庭农场会发展到哪一步？又会遇到哪些危机？怎样做好提前防控？

专业农场还是注册公司？

谈到家庭农场的未来，专家们有不同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认为，家庭农场发展壮大之后，为更好适应市场，最好的方式还是“抱团”，即联合发展，组建大型专业农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现代农业研究室主任蒋和平则认为，家庭农场站稳脚跟之后，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便可以向公司过渡了。
实际上，这两种愿景都已经实现了。
2012年底，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台了“专业农场认定暂行办法”。里面提到“专业农场是由种田大户或合伙人或城乡法人或自然人通过承租农民自愿流转的土地创办的不同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孔祥智介绍，文件中提到的“种田大户”许多实际上指的就是家庭农场，他在延边调研过程中发现，专业农场将农户、家庭农场联合在一起管理经营，产业化程度很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增强了。
延边州天桥岭镇农民李洪华前年组织周围7个农户组建起一个大型专业农场，占地面积1000多亩。李洪华告诉记者，农场目前专门种植黏玉米与豆角，年产量1000多吨以上。除此之外，李洪华将以前自己积累的销售链条接到了现在的专业农场上，黏玉米价格保持在0.8元/个之上，豆角价格保持在7000元/吨之上，年销售额300万元至400万元，盈利200多万元。
延边州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全德海告诉记者，过去延边州许多种粮大户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家庭农场的规模，现在州里许多家庭农场已经联合建立起了大型专业农场。“专业农场发展形势非常好，一些专业种水稻的农场规模可达万亩以上，发展较好的，粮食装袋时就直接贴上了自己的商标。”
武汉市东西湖区家庭农场主徐向阳种植睡莲出口到欧美国家，从最开始十几万元的年销售额、六七万元的利润做到现在500万元的年销售额、100多万元的利润。
虽然以家庭农场的形式存在，为方便经营管理与出口，徐向阳在工商部门注册了公司。因为是农业产品，出口过程中享受了免征免退，通过正常手续申请，营业税也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优惠。除此之外，被评为“全国科技示范户”的徐向阳还接到了政府的补贴。
无论是专业农场还是企业，蒋和平认为，未来家庭农场的种植作物、经营方式将会更加灵活，除了粮食蔬菜作物，观赏花卉、动物养殖也会逐渐发展兴盛，而将“绿色采摘园”、“度假山庄”等观光旅游的盈利方式作为副业发展也是家庭农场可以考虑的方向。
在家庭农场前途一片光明之时，也隐藏着一些危机。

土地危机

徐向阳告诉记者：“我在农场里已经牵来了电、挖好了井、建好了房子，现在只担心一个问题——如果租期到了，村里把地收回，农户也不愿意再继续租地给我，我该怎么办？”农场发展得红红火火，他却始终有这个心病。
蒋和平告诉记者，这种担心很普遍，除了租期结束停止租赁，还存在租期未到农户反悔收回土地的情况。如果心里始终揣着这个包袱，农场主就无法对农场全心投入。
正定县的家庭农场主王永波透露，他确实听说过农户把地租出去，后又反悔想要把地拿回来的现象，“但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拿着正规的租地合同，不需要害怕。”
正定县农财办曾去全国各地考察家庭农场建设情况，负责人却在一些省份见到了“欺生”的现象：“如果租地者是本地人，遇到农户反悔的情况就少；但如果租地的是外地人，农户反悔想要收回土地，农场主的一纸租赁合同就与废纸无异了。”
要避免类似的危机，蒋和平认为政府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协调：一是以县为单位成立土地流转中心，鼓励家庭农场与农户之间通过流转中心来签订正规租赁合同、对租赁合同进行公证；二是对租出土地的农户进行年度或者一次性的价格补贴。
在土地流转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元红强调，政府应该全力支持，加强规范管理土地流转，但绝对不应 “强制收地集体租出去”。
张元红告诉记者：“实际上，你自己不控制规模，市场就会主动调整，取得平衡。”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家庭农场发展势头好的地区，因为返乡人数增加，已经出现了家庭农场占地面积连年减少的情况。
那么未来家庭农场可流转土地会不会越来越少？张元红笑答：“大家都去抢家庭农场这个香饽饽，做的人越来越多，它还能像最开始那么有吸引力吗？所以，我认为家庭农场的土地规模会出现一个周期性的波动，这种波动恰好保证了规模在一个适度范围。”
蒋和平认为，盲目追求家庭农场的大规模并不合适，家庭农场规模应该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不同的农作物种植需求。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多事情都要靠家庭农场主自己，这时候就要量力而行。
尽管家庭农场会遇到一些问题，但它作为新形势下的一种改革手段，既坚持了我国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基本经营制度，又能够提高农业的标准化、专业化与集约化水平，保障农产品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回到家乡创业，建设家庭农场，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